梁启超被后人誉为维新健将、启蒙思想家、政论家、学术大师，这些反映了梁氏贡献的不同侧面。近年来，梁启超之子建筑学家梁思成、考古学家梁思永、火箭专家梁思礼（三人曾任中央研究院或中国科学院院士）的学术贡献也渐为人知。梁启超自称为“中国极南之一岛民”。然而，从“南国岛民”到文化名门，梁氏勃兴之速，学术成就之大却是史所罕见。
梁启超为近代改革和民主政治屡建功绩，但终究没能施展政治抱负。他转而将“治国“之梦托之于文化启蒙，并将人生感悟润泽在子女身上，把众多子女培养成有益于社会的学者、专家，造就了令人瞩目的文化世家。梁家之所以值得重视，在于学术成就本身，更在于“成就”之后的文化底蕴。
中国文化的命脉延绵不绝者，在于“典籍”、在于“社会”、也深藏于“家族”之中。在传统中国，家庭是个人成长的起点，也是社会生活的中心，“修齐治平”成为中国士大夫的人生理想，也是儒家“内圣外王”的体现。长期以来，人们集中述论思想家、学者的事功，而对其成长的家庭因素重视不够。一讲到家族，往往会想到那些显赫的政治、经济家族，或落后的家族主义，而对文化家族的积极内涵缺少认识。“文化名门世家丛书”便是透过家学、家教、家风等因素，凸显家庭的文化传承。拙著《新会梁氏·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》只是这种尝试的开端。
梁家的文化传承并非寥寥数语所能讲清。简言之，就梁家的政治取向来看，他们破除遗民心态，与时俱进，体现了浓郁的爱国情怀。梁启超一生多变、善变，而爱国之心始终不改。唯其爱之忧之，才能将义务与权利思想统一起来，自觉地肩负起国民责任，为国家富强奔走呼号，又向统治者要求民权、自由。在梁家，“爱国”不是效忠于某一政权，而是与祖国同呼吸、共命运。梁启超的思想学识与时俱进，梁思成、梁思永的经历也很相似。作为民国学术重镇，他们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，但并未成为民国遗民，无一例外地留下来为新中国效力。
然而，这并不是汲汲于“从政”。在近代中国，功名显赫者为数不少，一些家族热衷于追逐权力和金钱。梁氏家教和子女发展则以学术为根本价值取向。梁启超晚年不能忘情于政治，却只是像现代知识分子那样议政、关心国事民瘼。他希望青年知识分子养成“政治意识”、“政治习惯”和“判断政治能力”，而不是“抛弃本业来做政治活动”。他们既非“入仕”，又非“归隐”，似乎代表了近代知识分子人生坐标的转变。
注目梁家的学术功业，显然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陶养。近代西学东渐，传统文化在许多领域相形见绌，不少人陷入完全否定传统的误区。近代学人的知识结构也日益偏重西学。梁家学者接受西学，又具有深厚的中学根基。梁氏家教贯穿了中西并重的思想。针对学校偏重西学的状况，梁启超在课外增加儿女们的国学陶养，指导他们阅读国学书籍。梁思成开始研究古建筑的契机就是父亲提供的《营造法式》，梁思永的“文化层”思想也与家学不无关联。没有传统文化的陶养，他们的卓越成就是不敢想象的。看起来，梁家诸位学者的专业和思想各自独立，了不相涉。然而，除了个别学者外，他们的学术成就和思想探索都具有明显的一致性，即从不同方面阐释、发掘中国文化。梁启超固然如此，梁启勋之于词学、梁启雄之于先秦诸子、梁思成之于建筑文化、梁思永之于远古文明，都没有离开这一主题。
当然，梁家的成就也与近代留学教育、学术转型的背景分不开。五四以后，新学门类和范式基本形成，现代学术的重要命题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。然而，新的学术体系并非一蹴而就，各学科成熟的时间先后不一。二、三十年代是中国学术更新、发展的关键时期。大师辈出、群星灿烂，时势与英雄互为因果，铸就了中国学术文化的丰碑。如果说，晚清的学术变革需要一批兼通中西、重在创新的思想家，那么，现代学术的主体建设需要更多精深的专家，因而也愈来愈依赖于系统的西学训练。梁思成、梁思永、梁思庄等人正是处于这种历史契机之中。无论是中国的古建筑学，还是考古学、图书馆学都处于创建时期。它们需要一批经受现代正规学术训练的专家。像当时许多著名专家一样，梁氏兄弟的留学经历为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。
总的来看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，梁家汲取中西文化之长，既不像旧式士大夫家庭固守国学一隅，又避免一般西化家庭的偏颇。梁启超等人的崛起根本在于顺应了近代文化潮流。同样，梁家以学术为人生价值取向也足资借鉴。数千年来，中国教育与官僚政治结下不解之缘，为官而学，以官代学。这种传统败坏了政治，也毁灭了无数人才，窒息了学术生机。
早在20世纪初年，梁启超就指出：“吾中国社会之组织，以家庭为单位，不以个人为单位，所谓齐家而后国治也”。一个世纪过去了，中国社会发生了沧桑巨变。然而，家族文化仍然积淀在社会的深层，挥之不去。这里既有精华，又有糟粕。就家族主义的转化而言，文化家族是较之政治、经济家族最少落后性的遗传。它不以追求权势、财富为目的，而以学术砥砺、精神创获为职志。文化史研究不应摒弃“家族文化”，而应认识它、剖析它，从中获得教益和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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